發布日期：2018-04-12

　　在健康中國建設和科技創新驅動的大背景下，醫學創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相關體制機制改革也在穩步推進中。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臨床醫生在醫療創新成果轉化過程中仍有諸多門檻。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眼壓計”成果轉化遇阻不是一個個例，醫療創新成果如何真正落地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產品孵化期誰來培育？

　　產品孵化期該由誰來培育，成了醫療創新科技成果轉化中繞不過的“攔路虎”。而被其所傷的，不只有王寧利，更有千千萬萬關注創新，期待創新成果早日應用于臨床的醫療工作者們。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兒外科吳曄明就有著與王寧利相似的經歷。十年前，經過一系列改良，他研發的“腹裂保護袋”得到了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等很多政府類科研項目的支持，也獲得了發明專利，可是到了產業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卻碰了壁。吳曄明說，由于腹裂的發病率并不高，因此每年臨床上使用這個袋子的數量較少。“一些廠家一開始聽到這個信息非常高興，但調研之后，發現這個屬于二類醫療器械，研發的投入產出不成比例，尤其是臨床試驗要耗費大量資金，他們便關上了轉化之門。”

　　誠然，在目前的創新成果轉化鏈條中，從初步研發成果到可應用產品的出爐，是缺乏穩定資金支持的。科學家更多情況下都需要自己尋找創投基金，并沒有更多渠道。為此，王寧利曾建議，“如果在這個階段，國家的孵化基金能夠和民間的創投基金相結合，風險由國家和投資機構分擔，就能提高投資人的積極性，從而也能推進產品轉化的速度”。

　　打好“醫工結合”組合拳

　　眾所周知，工程類研發人員由于缺乏醫學背景，不了解臨床需求；而醫生雖深知臨床痛點，卻不知道如何通過工程技術解決問題。對此，王寧利提出，加強醫工結合，共同推進醫療創新。而這也恰恰能解決由于國內醫學生教育體系與西方不同而導致的我國醫生藥械創意設計方面力量不足的問題。

　　二者結合后，由醫生提出臨床需求，工程師負責產品設計，雙方在溝通協作中不斷修改設計，最后再回到臨床進行臨床試驗和評價。雙方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能夠發揮長處，互補短板，共同實現醫療產品的開發和創新。

　　前不久在上海舉辦的一場有關沉浸式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在自閉癥干預應用的研討會，就是醫工有效結合的典范。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的專家們與該校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的科學家聯手，為這群被稱之為“星星的孩子”們帶來了新希望。

　　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翟廣濤教授介紹這個醫工結合的研究時談到，虛擬現實技術的核心特點為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性，而孤獨譜系障礙患者的基本癥狀可歸納為在社交、互動及想象力方面的欠缺。虛擬現實技術的特性恰好與之對應，因此非常適于用于兒童孤獨譜系障礙的輔助治療。

　　政策利好激勵醫療創新

　　去年9月，上海市開始實施《第二類醫療器械優先審批程序》，那些臨床急需以及列入國家、本市科技重大專項或重點研發計劃的醫療器械將在審批過程中單獨排序，優先審評，確保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下以最快的速度上市，為病人解憂。這也是上海市為醫療技術創新開辟的一條“綠色通道”。

　　近年來，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相繼出臺相關政策，鼓勵藥品與醫療器械創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麻醉科主任、中國醫師協會麻醉學醫師分會前任會長俞衛鋒對此深有感觸，“長期困擾醫療科研工作者的問題，如境外臨床試驗數據的采納、審評審批流程的簡化等都有改革措施，我們都受到激勵。”

　　他舉例說，“有患者因手術過程中注射麻醉藥而誘發罕見的‘惡性高熱’病，唯一可以救命的藥就是丹曲林。”然而，丹曲林較為特殊，保質期僅半年，全國目前只有30余例此類患者，“無論是進口還是國內生產仿制藥，都面臨臨床試驗樣本不足、難以盈利等問題。”隨著政策進一步完善，他相信會有更多的醫療創新在嚴格把關后盡快進入成果轉化通道，造福于患者。

　　數說：

　　37項：2017年北京市屬醫院共上報具備轉化價值的重點科技成果85項，已授權專利129項，實現技術轉移合同37項，涉及醫療器械、診斷試劑、中藥、化藥、生物藥和軟件系統等領域。

　　39%：2017年，我國在心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等11個疾病領域建設了32個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與相關研究單位、高校、創新型企業建立了緊密合作關系，平均每年取得重大新藥、醫療器械等科技成果專利91項，比研究中心成立前增長39%。

　　17位：目前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居世界第一，國際科技論文總量居世界第二，有效發明專利保有量世界第三。但與科技成果數量和專利數量相比，我們國家創新能力排在第 17位，科技成果轉化率及對經濟社會的貢獻度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

來源：醫學科學報